周天勇：刺激为主前提假定的五大错误和须改革同时发力的可靠逻辑

时间： 2024-10-14 04:26     

天勇谈经济

笔者按：中央和国务院2024年9月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是及时和正确的，笔者并无异议。需要提醒的是，政策刺激仅仅是对经济外部注入流动性加温，只有大力度的体制才能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内生动能。笔者已经发出了“政策刺激的前提是要给民企和外资以明确的方向及安全感”“若轻大力度改革释能而重政策刺激升温复苏将无功而返”“一定要想清楚刺激中国经济景气潜能究竟在哪的基础逻辑”等五篇专栏文章，今天发出最后一篇之六。请朋友们关注。

周天勇

中国经济2024年初以来，进入了一个较严峻的螺旋式收缩下行趋势，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需要刺激一方，和不需要刺激一方的分歧，基本达成了一致，即经济复苏和企稳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发力加以支撑。然而，中国经济复苏是不是需要大力度的改革同时发力，这一分歧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把注意力放在政策刺激的学术和政策研究者，将经济复苏、企稳和上行希望重点放在政策刺激一役。但笔者认为，其负作用较大，大概率会无功而返。

单纯用政策刺激经济就会复苏五大前提假定的错误

市场经济处于萧条趋势时，注入流动性是其经济恢复扩张的主要潜能。市场体制的经济运行系统中，由于储蓄者投资意愿下降，货币持有者消费意愿减弱，再发生如日本当年企业和家庭用收入去还本付息修复资产负债表，使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不足，进而造成了经济景气的收缩。因此，在这样的场景下，单纯用总量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向经济系统注入流动性，使萧条的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的自然经济增长水平，逻辑思路、复苏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渐进转轨经济进入萧条时，改革释放禁锢的体制性剩余，是经济恢复扩张的主要潜能。从逻辑上讲，中国不是一个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系统。需要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随时要牢记的一个前提是：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的经济体，其自然经济增长率是体制不变情况下的低速增长率，而体制向市场化变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高于其自然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来自于体制改革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体制性剩余。而纯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既没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存在不能由市场调节而被禁锢的体制剩余性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也不存在没有价格和没有被资产化的土地和房屋。

因而，无论承认与否，单纯用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刺激，就可以启动经济复苏、企稳和上行，建筑在以下五大暗含但基本前提假定之上。然而，从逻辑上和实践上看，都是错误的。

首先，政府只用货币供应和财政收支总量来干预经济，而不对微观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假定前提错误。由于体制改革采取的方式是渐进转轨，中国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计划和行政对微观管理得太多、太细和过于有为。市场经济体制微观运行系统中一般没有体制障碍，二元体制经济的微观运行系统上有诸多的计划行政挡板和开关。其有私下的价格，挡板和开关操作者，可以寻租。这使得流动性注入时，有挡板各程序的效率高低、私下价格的议定时间和流动性注入法规则领域多少的一系列问题。除了流动性流速缓慢和流不进去外，更重要的是流入了潜规则寻租领域。比如，财政政策科技创新支出、产业补贴、民生低保、高质量耕地投资、乡村振兴经费等方面，频频出现紫光芯片贪腐、新能源及电动车骗补、没发和少发低保户等，层层截留和注入潜规则个人领域。而得流动性的截获由于是潜规则而获得，储蓄率极高，并不敢于公开投资，即使支出消费率也极低，达不到刺激需求的作用。

其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假定经济体制不变前提的错误。中国的体制本身就是渐进转轨的，但是有可能向市场化方向渐进转轨，有可能这种渐进转轨速度边际递减，还有可能如土地和农村住宅的计划管理，比改革开放初的不会管、没管住，变化到计划行政管理越来越强，实际是在向更集中和更强的计划行政体制变动。

再次，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出来的流动性从主干渠道、支流渠道到毛细渗透都畅通假定前提的错误。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流动主渠道高度集中化、大规模化和行政化，而商业化的支渠道和民间化的毛细渠系，基本上被抑制和断裂，流动性往往在主金融主渠道内和资本二级市场上循环炒作谋利，不能理想地流动和渗透到容纳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商户群体，不能理想地变成企业和劳动者的利润和工资，也不能理想地增强居民的消费支出。

第四，流动性可以顺利达到应该注入各个领域，或者刺激注入以后就会企稳假定前提的错误。二元体制下，户籍等体制阻碍，使劳动力淤积在低生产率、低收入和低消费领域，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流动性不能被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积极和内生地吸收；规模相当大被禁止交易、没有价格和不是资产的土地房屋领域，流动性根本就无法进入。而一些处于计划行政体制主干渠道的领域，虽然资本投入产出效率很低，却很容易得到扩张的流动性用来扩大其资本配置的比例，在刺激当期增加值也会扩大，但刺激一旦停止，产能会更加过剩，对增长会造成更大的下行压力。

第五，刺激对象是一个积累与消费、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四大关系，都平衡投资和均衡运行的模式及体制安排的前提假定，也是错误的。只要通过大力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会让中国经济复苏、企稳和上行，忽略了中国上述三大关系发展模式和国企强民企弱的失衡，虽然强调这次政策刺激注入流动性的导向是偏重于就业消费和中小微民企，但笔者就这次发改委和财政部出台的政策来看，隐约也看到发展模式和体制安排的惯性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具体刺激执行时，可能大投资和国企来做更加顺手、及时和直接，最后，很可能又变成各部门报项目、发改委上项目，银行分贷款和财政分钱，最后大部分流动性又进入政府基础设施和上游国企产业。

刺激和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与改革倒逼货币流动性

为什么要刺激，问题是CPI低迷、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不足，房地产不稳，股市不振，经济陷入深度不景气区间，大家没有信心。解决之道是宏观扩张性政策刺激流动性，将其恢复到潜在的景气区间。笔者觉得，这只是治标，不能治本。

笔者认为，复苏、企稳和促进上行中国经济景气的正确路径和理想结果，也就是政策和改革操作的目的是：（1）疏通流动性到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增加居民部门的劳动者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扩大其消费支出，省政府和中央获得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社会保持稳定。（2）在消费需求扩大的同时，疏通毛细渠道和将资本市场政策市转型为经济市，使流动性到企业部门的民营大中企业之中，使非金融企业部门扩大其国内投资，生产国内消费品满足需求，企业获得利润，中央和省政府获得增值和所得税，保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稳定和安全。（3）疏通流动性到金融部门的资产领域，使资产持有者获得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增加投资和消费，市县政府获得财产税，债务获得资产信用保证和支撑，人民币币值有稳定之锚，从而使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

忽视改革释放，强调政策刺激为重的学者，提出的逻辑理由是，体制不是流动体，本身又不是货币，因此体制并不创造流动性；体制改革释放主要是释放生产力，不能扩大需求；即使体制改革有着扩大生产-增加收入-扩张消费的过程，但不能及时地扩大需求。因此，改革不能代替货币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这种推理和结论，不论是从学理逻辑本身，还是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实践看，都是错误的。

我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此专栏之四“1978-1988：商品化和放开市场改革倒逼货币供应助力增长”和“1992年的增长翻转向上行来自于改革而非政策刺激”之五中，已经论述了这两次经济景气从下行到上行的扭转，产品商品化，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化，如农村改革，劳动者集体劳动工分实物分配，向乡镇企业和出外务工挣货币工资转型，这倒逼货币扩张供给，起了获得充盈流动性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而1999年开始经济景气下行向上行扩张，则是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偿协议和竞价出让、出口获得外汇，土地房屋资产货币化和外汇占款人民币投放，也是改革倒逼货币扩张供给，流动性不足转向流动性充盈的过程。

笔者认为，一个大的被学理逻辑和历史实践证明的前提是，计划行政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轨，是一个伴随着货币金融深化的过程。在中国渐进转轨经济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国情下，流动性既可以通过量化宽松货币和赤字借债财政政策扩张出来，也可以用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倒逼货币供给创造流动性；而当一些非市场化领域处于被阻碍和关闭状态时，即使宏观调控想注入流动性，也不可能注入进去。如果央行和财政部门强行注入，并不会有内生的生产和需求。这一段文字，可以总结为渐进转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个定理。违背之，结果必然会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家一样，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

总之，没有同时大力度改革发力，仅经济政策的刺激，升温将会是昙花一现，快速回落，无果而终，并留下诸多后患。

复苏和转向上行：改革如何同时大力度发力

那么，大力度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与政策刺激同时发力。其内容是什么，会在短期内起作用的机理有那些？

1．明确经济自然人和法人未来体制方向性的预期。最重大的举措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从1951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的100年，再延长100年到2150年结束。在这个阶段中，改革的方向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在这个阶段中，还是以提高效率、鼓励创新、发展生产力、富裕人民和建设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为要务。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按要素贡献分配、进行税收再分配、建设民生转移支付体制，完善社会保障网的格局和努力不变。这样的宣示，时间和成效上立杆见影，几乎没有成本，刺激效用最大，最为合算。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和顶层拍板。当然，如果2150年时，生产力相当发达，人们对利益的计较变弱，技术可以解决很准确个人的随机意识和行为的不确定性难点后，可以转变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2250年时，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攀比计较的利益意识，技术也能够准确猜到个人明天会有的想法和行为，就可以向更高更美好的社会转变和迈进。从当下紧迫的情况和社会主义曾经的经验和挫折看，还是留给126年后我们的子孙们去选择。

2．要使经济自然人和法人，有财产权利方面的安全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有和集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家庭和民营企业的财产同样也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上首先要禁止的是通过公权发生的侵犯。如政府有关部门和国企欠民营企业款不还，政府有关机构强拆个人、家庭、商户和企业的建筑和其他财产，如政府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等随意设置和收取无民众听证和立法通过的税外收费和罚款，如对居民住宅资产强行低补偿行政征收和高价格房屋安置等等。这样方向性的改革宣示，可以立即写入现在征求意见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中。还包括下面3．建议中，对个人、商户和家庭住宅等财产的保护条款如果有缺，应当出补充的司法解释，与目前的各类商法和民法相衔接，并且，不仅要有实体法，其实施和执行还要有程序法保障。从许多年的实践看，立法的重点应当是约束政府的权力。这种立法使经济自然人和法人有安全感，其成本也不高和难度也不大，决择主要还是在于观念的转变。

3．土地房屋使用财产权要恒产化，要使持有者和投资者有恒心，并且财产权明晰也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还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恒产才能吸收流动性的注入。应当实事求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农村住宅宅地和城乡其他土地所有、使用、耕种和居住三权分置实践上行不通的改革思路，农村住宅和城乡土地，坚持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所有自然人和法人使用的土地房屋年期延长到2150年，硬化和明晰使用财产权，允许和放开其交易和定价成为市场意义上的资产，赋予注资、入股、出租、出售、抵押和继承等财产权利。土地和房屋是城乡居民比重较大的用益物权财富，如果使用财产权不清，年期很短、不确定性很大风险很高，就没有投资者真心持有、创业、建设和经营。因为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收回去，什么时候被拆除。只有进行这样大力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有安全感和恒心的土地房屋资产，土地房屋资产化和货币化，倒逼货币供给，政策刺激的流动性注入才有吸收的新领域。这种改革的收益要远高于成本，而且一经宣示，立刻会扩大流动性、增强信心和提振经济。

4．笔者建议各地政府不要算常住流动人口教育和社保等小帐，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放开人口、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户籍等限制，全面放开限购、限行、限售、限号等一切与市场经济不符的限制，促进人口、要素和资产有活跃和充分的流动。因为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是人口、要素、资产、资源等流动体和资产资源价值的流动。如果在这些流动的方面，有许多的限制，注入的货币流动性，就会遇到城乡分割、体制障碍和没有交易流入物等方面的难点和卡点。笔者也有一个建议，北京可以划定一个但不宜太大和太分散的中央政务区，提高保安等极。除此之外，对2000多万人的北京大都市，在职能定位上加重担，经济发展也应当是其首要任务，增强其经济动能，在户籍、土地、房屋等所有的体制改革方面，应当给全国以示范和带头作用。

5．循序渐进，改革国有经济，提高高就业和高效率民营经济的要素和资产配置及市场份额的比例。（1）当下和紧迫的选择是，国有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可以划一部分国有资产给职工进行补偿使身份转变，应当朝着民有民营化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再扩大一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2）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以行业平均利润率考核存在的门槛，如果低于行业利润率的都应当退出国有经济领域；国有经济主要应当集中在准公共领域，资产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应当降低到10%到15%。（3）为了防止低效率对流动性刺激的逆向对冲，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再扩大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比重；对一些亏损严重、效率很差、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应当以抓优放差的思路，进行破产、重组和转制等改革，以助力于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严峻的收缩区间。笔者坚信，面对现实，事实求是，大力度地解放思想，大力度地推进改革，与推出的宏观政策刺激一道，复苏、稳住并促进经济景气上行，度过这一难关，并通过进一步陆续和精准的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在未来11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年均5.5%及以上的速度区间，2035年时，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中国进入初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但也需要说明的是，舍此以上5条精准和关键的改革，体制不变的经济自然增长率为2.5%上下，即使有目前如此大力度的经济政策刺激，未来11年再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